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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小莲:在洞穴里的日子

彭小莲 私人史 2021-11-04

Personal History

在洞穴里的日子

© 彭小莲/文


  1970年,我第一次从插队的江西农村回到上海探亲。这时候,我听到了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:深挖洞,广积粮。
  和现在完全不一样,那会儿,是看不见地面上的变化的,没有人造新楼房,没有打桩机的嘈杂声,也没有建筑工人。一到夜晚,城里静得像在农村。可是,走到哪里又都会看见,人们推着自己制造出来的土砖,一车一车往居委会里送。住在高楼里的人家,把泥土抬了上去,用里弄里借来的木头做的制砖器皿在做着土砖头。全城的人都发动起来了,默默地没有代价地干着。一个城市,像一个廉价的兵工厂,大量地生产着砖头。老百姓更像一群训练有素的耗子,成群地簇拥在一起忙碌着,一会儿涌向这一处,一会儿又慌慌张张地跑向另一处。居民楼前,到处都是砖,每一家每一个人,一星期要做600块砖。
  做了砖,是为了挖防空洞,说是苏修帝国主义打来的时候,大家可以有个躲藏的地方。但是,这变成一种自作多情的行为,苏联人几乎把我们忘记了,没有打来。可惜,毛主席也没有发出其他的号召说是要建设地面上的东西。挖了太多的洞,又没有什么用处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就是花很多的时间、劳力和钱去填洞。地面上的人,住得越来越简陋,但是人们没有抱怨。只有那些比较深,也比较复杂的洞,填起来比较困难,就让我母亲这样的人住进去了。这样,他们就更容易被看管了。
  遇上下雨的时候,大水“哗哗”地往洞里流,那里就像是个蓄水池,妈妈盘着腿坐在床上写交代,一旦下床干什么,她就必须漫过大水,在里面走着。那儿没有窗户,没有日照,等到水干的时候,差不多该是夏天快过去的日子了。
  妈妈在鬼子监狱里得的关节炎又复发了,她瘸着腿,独自一人关在防空洞里。在一片空虚中,只有屋里的水是可怕的现实,冰凉冰凉。她不记得还有什么争吵,还有什么灾难,只记得有一次,她涉水走去取牙缸刷牙的时候,她摔倒了。浑身湿透,她原想脱下衣服擦身子,重新换上一件干衣服,但是她发现门洞上的小眼儿上,有一只眼睛在转动,不好意思脱掉衣服,因为看守是个男的。于是,她穿着一身又湿又脏的衣服坐在那里,用自己人体的温度把它焐干为止。
  小兰从“五四”农场回家休假。妈妈得到造反派的允许,送回来很多东西让我们拆洗。一会儿是件棉袄,一会儿又是一条夹裤,不然就会是外套。我把它们扔在床底下,根本不去管它。可是,母亲一次一次让造反派告诉我们,快拆洗了缝好送去,因为防空洞太冷了,她急着要穿。
  谁都会说我是个混蛋,我想我确实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人。火不打一处来,穷讲究什么呀,还要让我们拆洗,将就穿穿不就行了吗?我当作什么都不知道,造反派亲自上门来了,他们是害怕母亲真的倒下来,于是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,逼着我赶快洗好了送去。我从床底下把脏衣服又翻了出来,当我拆开它们的时候,我浑身都在冒冷汗,在衣领的夹缝里贴着一块白色的胶布,妈妈在上面用很细的钢笔写着:高峰逼我交代,打得很厉害。告诉我,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材料。
  余下的是母亲排列了十二件事情,都是关系到爸爸妈妈的朋友,她编上了号码,要我们尽快告诉她,哪些是他们真正掌握的材料,哪些还只是在那里讹诈她。这时拆开其他几件衣服的时候,都发现了同样的小膏药。我害怕起来,多怕母亲被他们打死啊。我开始在不断为妈妈洗衣服,希望能赶快把它们缝好,尽快把它们送去。小兰说:“来不及了,等这些衣服干了,缝好。妈妈那里又要出事了。”她急急忙忙跑去买了一瓶驱蚊药水,在瓶子上用铅笔大大方方地写了六个号码,这是当时我们认为造反派掌握到的事情。这六个号码,看上去就像是随意留在那里的电话号码。衣服还都扔在家里的时候,我们又匆匆忙忙把东西往隔离室送。我把那瓶驱蚊药水交给了高峰,他虽然人很坏,但实在是一个比较笨的人。老天还是善意的,让他什么都没有看见,让我们混过去了。回来以后,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一切都做得很成功。
  事后,母亲跟我说,恐怖啊。在那阴森森的房间里,逼着你说假话,逼着你去陷害别人,在蛛丝马迹中制造罪行。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来,想起来的能不说就尽量不说。怎么能再去害别人,我们一家已经被害惨了。于是,高峰就在那里不断给妈妈制造黑材料,不断往她的档案里塞东西。最后,在酷暑里,在大操场下,让她站在毛主席的像下“请罪”。就那样,深深地弯下腰,在烈日下暴晒。一直到她昏倒在地上。

  高峰的形象,我记得。坚硬又冷漠的目光,从来不会犹豫。当我们陷入沉默的时候,他不停地为我们洗脑子,让我们跟母亲,跟家庭划清界限。他或许真诚地相信,他是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。他几乎能把毛主席的语录,全部都背诵下来。他会想出很多很多的罪状,加在其他一些善良的人身上。他一直像在捍卫着一个利益,一个在大声呼喊中的利益。在黑夜里,他不妥协,只要看见防空洞里,被他送进去关押的人越来越多,他就有一种成就感。原来我总是相信,他们不一定是坏人,可能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左派。渐渐地,渐渐地听说,他把乡下的黄脸婆扔掉了,在译制片厂里找了一个上海女人重新结了婚。
  几乎不能相信,一个还有性欲的男人,至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,却会在那里染上一个陷害别人的嗜好。回头望去,戴学庐也不可理解,怎么在“清查五一六”的时候,也会出事呢?一个转动的舞台,眼前的戏还没有看明白的时候,下一场又开始了。
  日子转到今天,更是使人眼花缭乱。我路过新搬到永嘉路上的“上海译制片厂”门口时,一个满脸堆笑的老板,撅着屁股在那里殷勤地招揽着顾客,那,那不是高峰吗?不由得让人羡慕,他还是活得那么好啊。在译制片厂的门口,开了一个小饭店,顾客盈门。

  那时候,大家还说我是一个小“拉三”、小流氓,那么一点点大的人,就已经开始在那里谈恋爱了。我想,这没有什么不可以。婚姻法规定18岁就可以结婚了。我都过了17岁的生日了,一切都很正常。那时候我脸色苍白,焦黄的头发又细又软。明显地看出营养不良的样子,平平的胸脯,穿什么衣服都显得不合身,像一个大袍子挂在我的两肩。但是我满不在乎,就敢穿得那么随随便便的和一个男人,靠得那么紧,并肩地走在淮海路上。要说我的样子,那比我同年龄的孩子看上去显得更小,一张完全没有发育的孩子脸,五官紧紧地挤在一团,笑起来的时候,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。实在还是一个孩子。可我,居然就敢走在我们的邻居的眼皮底下,毫不回避地经过居委会的门前,有时甚至是无端地放肆大笑着,并且是和一个男人这么走过。我似乎是有意去激怒人家。我遭到报应了。
  刹那间,又看见了对面17号里的一对小眼睛。自从妈妈出事以后,这对小眼睛像一个忠实的战士,永远坚守在岗位上。明亮的眼球,一团闪烁的火焰,忽明忽暗。只要有人在敲我们家的门,那门上的小玻璃后面有张纸就开始掀动了。当男朋友来看我的时候,在一个大白天,我又看见了那对眼睛,没有性别,看不出年龄,那黑黑的眼珠专注地盯着。
  那里住着妈妈厂里的同事,李凌云。已经再也不愿意叫她什么小李阿姨了,那眼睛像一对冷冷的蛇眼,慢慢地爬到了我背上。我屏住呼吸,不敢说话,在农村呆了快一年了,几乎忘记了这双眼睛。突然,它又出现了,在黑暗里它闪闪发亮,骨碌碌地转动着。我害怕得很,我跟男朋友说:“不要来了,有人在监视我们。”
  “怕什么,我们又没有干坏事。”
  但是,我怕,说不明白我在怕什么。就是在大白天的日子里,我也害怕。常常觉得像在往下沉去,腿软软的,怎么都站立不住。我完全是自找苦吃,外强中干的窝囊废。我又开始慌慌张张在那里整理行李,准备逃回乡下去了。
  就在这个时候,造反派通知我去译制片厂。夏天,造反派的办公室里散发出一阵气,老式的电风扇不停地摇晃着,吹出一股股热气。那风扇像个鼓风机,轰鸣着。我不再说话,看见造反派我自觉地耷拉下脑袋,蜷缩成一个很猥琐的形象,似乎不用人斥训,我已经认罪了。我被训练得那么好,造反派还在吼叫着,骂出了声,就管我叫“拉三”,我没有回嘴。实际上,真的面对这些大白话的时候,我又一点都不害怕了。我木然地听着训话,后悔没有早点回到农村去,不吃他们的饭,凭什么受他们管?
  “你都弄清楚了吗?”
  造反派还在叫着。我管他说什么,随口答道:“清楚了。”
  “那是什么?快说!”
  “彻底和她从思想上划清界限。她不是我的母亲,她是反革命,坏分子。”
  “这个态度就对了。”
  突然,办公室的门开了。母亲站在那里,花白的头发,穿着灰蓝色的列宁装,苍白的脸,连嘴唇都是惨白的。她拖着一条腿朝椅子走去。她也丝毫准备都没有,看见我坐在屋角里,她大睁着眼睛,几乎惊呆了。她痴痴地看着我,一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刷地一下从眼睛中滚落下来。我只觉得浑身发烧,敢在我那样的年龄,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男朋友走在大街上的我,也快哭出来了。母亲这一滴泪水,让我从麻木中惊醒过来。这是我的母亲!我怎么可能和她划清界线?就是让我当着她的面,骂她一声,我也开不出这个口啊。
  造反派宣布释放母亲回家,其中有一条原因,居然是为我着想的,他们怕我最后学坏,被毁了,让母亲回家管教我。真是太矛盾了,要我和她划清界线,又要她来管教我。这是怎么回事啊。母亲愣了好一会儿,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竟然放她回家了。只听见她在那里鸣鸣地哭出了声音,还说了些感谢党,感谢毛主席之类的话。她有罪,她一定会好好地接受改造什么的。怎么会是为了我,把妈妈放出来了?大家在那里不住地训斥着她,又把我给忘了。

  叫了一辆三轮车,我拿着破网兜,里面都是妈妈的生活用品。车子在路上颠簸着,那些破罐子破缸子撞得“乒乒乓乓”地响。一个瓶子碎了,从那里撒出一大把药片。碰到红灯的时候,有人在边上扫马路,一片灰尘飞扬起来,弥漫在我们脸上。妈妈一边打着喷嚏一边在那里擦眼泪。就这样她回到了人间,没有任何绚丽的画面,也没有思想准备,我们像是被一把扫帚给清扫回家。
  严重的关节炎使她两膝全部变形,肿大。前后持续了两年,关在这潮湿的防空洞里。到了最后,她是不抱希望了。她终于平静下来,像是被封闭在那里。她说,不是为了孩子,她是绝不愿意再回到尘世里。想想看,在日本鬼子的监狱呆了十天,直到最后逃回新四军也只有十个星期。可是,现在光在监狱里就待了两年多,后面的岁月还无边无际。而她,已经完全残废了。
  “日本人打我的时候,我敢大声地说,我抗日无罪。可是造反派打我的时候,我怎么竟成了叛徒、汉奸?抗日战争是谁在那里打下来的?是他们造反派吗?想想你父亲,坐过国民党的监狱,坐过日本宪兵队的死牢,最后,最后他死在共产党的大学里……”
  还没有说完,母亲竟然失声地大哭起来。踩三轮车的工人回头看了看我们,可是妈妈根本没有顾忌,就那么让眼泪哗哗地往下淌。
  “妈妈,你知道爸爸的事情了?”
  “知道了,是戴学庐来通知我的,他说‘彭柏山畏罪自杀了’。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,我就对他们说,‘好吗,他解放了。’他们休想看我的笑话。紧接着戴学庐就说:‘彭柏山都死了,你怎么还不死啊?’我说:‘我不死,我还有五个孩子!’”
  听着母亲不停不停地说着,我像生了疟疾似的,不住地在那里哆嗦,什么都答不上来,张着嘴就那样看着她,似乎已经不认识她了。在关押了这么久以后,在被打成半残废时,她还敢大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,还在那里开诚布公地向我诉说。我越来越害怕,我的虚弱让我自己感到一阵毛骨悚然。
  “只要我不死,你用轮椅推着我,我要跟他们把这个官司打到底。我不是叛徒,我日本鬼子都不怕,我怕你戴学庐,怕你高峰?”
  “他们凭什么说你是叛徒,嫁给伪警察局长做小老婆?”
  “凭什么?他们找到当年出卖我的汉奸,他在青海劳改农场,他还活着。他们和日本鬼子一样,只相信汉奸,只要听汉奸说的说你要话!”

  烈日当头照着,我该回乡下去了。躺在地上的大席子上来回地翻动着,流下的汗水把席子浸透了,变成了深棕色。我注意到妈妈躺在床上不住地摇着大蒲扇,她显得那么焦灼不安,她东拉西扯地问我一些家里的事情,但是就是没有问关于我男朋友的事情。这一定是她最担心的。直到深夜降临时,直到黑暗中,我不需要再面对母亲的目光时,我想该是我们坦诚问话的时刻了。我先开口,我说:“妈妈你自己多保重了,我不会做任何让你伤心的事情。你还要问我什么?”
  原以为,母亲会接着我的下文开始盘问我男朋友的事情,谁知她在那里长长地叹着气,说道:“是我不好,我对不起你们,我和你父亲对不起你们。”
  “你……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?”
  “那次看见你和小兰在厂里,给戴学庐打成那样,我坐在边上什么都不说,就看着他那样打你们……我什么都不说,我还算什么母亲。看着自己的孩子给人家打,竟然就不敢说一句话
  我突然笑起来了。妈妈从床上支撑起半个身子,探头看着我:“你是在笑,还是在哭啊?”
  “我在笑,我突然想起戴学庐那个样子,把衣服往后面一甩,这样……是这样……手臂扬在半空中……”我在席子上站了起来,学着戴学庐当时打我们的姿势,就像一个小分队战士在演戏。“他打一个小孩,还要打出一个架式来。演员就是演员,什么时候都要表现一番。”
  我想把妈妈打发到正题中去,越早越好。我心里想,老是这样等待着判决,日子不好过啊。她要骂就赶快骂吧,骂完了我也该回乡下去了。她不就是想让我说我和男朋友的事情吗?可是妈妈就是不开口问我,她使劲地扇着扇子,像在想别的事情。
  “他们通知我你父亲死了,我当时一口气就在那里憋住了。我跟自己说,就不在你们面前流眼泪。我就知道他们想看我们的笑话,我就不让这群王八蛋得逞。可是走进防空洞的时候,走进那间四平方米的小洞里,又潮又湿。我靠着墙真是忍不住地淌眼泪。你父亲这一辈子就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,你说,活着怎么能那么苦啊。晚上,看守把灯关灭以后,我看见窗子上有一根粗粗的绳子在那里,我上去把绳子拉了下来。我想,我也死了算了,真是痛苦得很。人都是那么残酷,就是要制你于死地。我哪里斗得过他们啊……死了,也就什么都不知道了…等到我拿下绳子,把它又重新结好,再要挂上去的时候,我想起你父亲跟我说的,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们两个小的,还那么小。你父亲1956年关在里面的时候,不就是为了要看一眼你们俩的照片吗。怎么就盼不出个头啊,我要死了,你们怎么办呢。真成了孤儿了。我想着就哭,手也软了,绳子怎么也挂不上去……小莲,你不能做对不起你父亲的事情啊……”
  “我没有!”我大叫起来,我几乎在母亲的诉说之中,窒息过去。
  “你向你父亲保证。”
  “我向爸爸保证!”
  “那就好!”
  母亲不再说话,她似乎不想再问我什么,她完全放心了。但是我猛地坐了起来,恐慌地凝视着黑夜。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旅行,可是父亲在黑夜里消失了……我呢……我所有的肆无忌惮却在母亲的一句话中消失了。我这才知道,父亲一直是那么神圣地活在我们心里。母亲在为他吃了无尽的苦楚之后,还是把最后的位置留给了父亲。她要我向他保证,向父亲保证,面对这么庄严的形象,母亲对我进行一次灵魂的测试。
  我的惊恐不是因为我的内疚,我是被妈妈的原则感染了。她竟然永远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维持一个父亲的尊严,无论社会上是怎么贬低、诋毁、唾弃爸爸。可妈妈带领着我们,从来没有践踏在父亲这个形象上。我会忠实于自己的保证的。

  这些原来是这么不足为奇,如今当小钧都快是60岁的人的时候,她还会跟我说,她记得太清楚了,爸爸被捕的第二天,妈妈就把他们三个大孩子叫到她自己的房间里,每一个人都端坐在她的面前,像是在跟他们布道似地说:“你们父亲对革命是有贡献的。他和皮司令打下了孟良崮战役,后来又打下了淮海战役。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,他和警卫员从日本人的宪兵队里冒死逃回了‘新四军’,如果他是坏人,他当初就不会逃跑回来了……”
  小钧说,妈妈一直跟他们说这几件事情。她确实没有怀疑过父亲是坏人。但是,说着,说着,她也愤怒起来。“真的,就像你的感觉一样,我们这个家就是那么鬼鬼祟祟的。家里从来听不见真话。爸爸开除党籍以后,妈妈都没有告诉我们。后来我在班上申请入团,填表的时候,还写爸爸是党员,结果被我们班主任找去臭骂了一顿。当时,我真是觉得羞辱极了,恨透我们这个家,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话?我们在外面怎么做人啊。”

  真话,什么是真话?当我的目光越过母亲满目疮痍的面孔时,我对生活的玩世不恭一扫无遗,只留下我深深的悲哀和恐惧。我常常会想到美国小说《第二十二军规》里说的一句话:战争致使多少诚实的人变成骗子,勇敢的人变成懦夫,赤胆忠心的人变成叛徒。
  我再也不会相信那些天真的忠告,什么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。你以为我们还是什么人?我们是骗子,是懦夫,是社会的庶民。这么简单的道理,我当时却一点都不明白。如果那时候我就能意识到这些的话,我也许能活得快乐一些,至少可以明确一些。但是没有,我什么都不明白,就是慌慌张张地在那里活着。老是害怕哪里又出问题了。直到很久以后,直到我去了美国,看见了别人的生活时,我才彻底理解了自己当初的处境。我混乱的童年生活中……可是,怎么写着写着,我又会处于一种更加混乱的感觉里。

  因为在文革中,妈妈不完全是那样一个要死要活的面目。她跟我说,在下放农村劳改的日子里,有一次潘我源阿姨踩死了一只雏鸡,立刻被造反派发现了,这就宣布召开批斗大会,妈妈必然是陪斗对象。他们说潘我源是蓄意破坏,是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报复,是她的阶级本性又一次大暴露。
  开会前,潘我源阿姨低着头凑着妈妈的耳朵悄悄地说道:“我踩死一只鸡有杀生之嫌,看来是对不起这只雏鸡了。现在我成了反革命,但是我怎么一点都不难过,我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。”
  妈妈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,跟着说道:“对,对。我也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。”

  本文选自《他们的岁月》,彭小莲/著,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0年3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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